依据户籍的标准进行差别对待，不具有正当的目的，在必要性上也欠缺说明。

在私法法权中，可以财产权为例来论证私权和良心自由的关系。[10] 【英】洛克：《政府论》下篇，叶启芳等译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，第74页。

[44] 【美】德沃金：《认真对待权利》，信春鹰等译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62页。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，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，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条是第一条的基础。康德的法哲学以意志自由为前提，外在行为的自由是意志自由的体现。培养人本性中的原始禀赋，是义务，唯有如此动物才升华为人。

康德的道德哲学还揭示了良心自由是人性发展的需要，这是每个人树立自我的起点。这个适度理论不仅是康德法权哲学的核心，直接影响了德国基本法。从这些个别的、有限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，不一定是事物的共性，不一定抓住了事物的本质。

摘要: 宪法学家的古典形象表明，学术追求与政治担当是宪法学家的双重使命。这种方法给社会科学带来的危害极大：由于选择出来的概念标准所产生的类型系列，因而好像是具有规律必然性的类型的历史次序。宪法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，它主张市场开放、市场主体地位平等，并为市场运行提供根本性的法律保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建设的新论断。

然而，基于宪法学的科学性要求，我们又必须在事实判断基础上探求宪法的价值抉择，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构建宪法共识。因为由归纳得出的理论能够概括归纳对象（经验）的本质，至少能为已有的经验所检验。

因此，客观、有效地回答宪法是什么，实际上即寻找到了宪法的同一性，为宪法学搭建起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。其次，相对于意见而言，知性真诚毕竟是理想。这既是中国宪法学家的使命，也是中国宪法学生命力之所在。因此，我们并不否认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运用的必要，只是必须明确价值判断的科学功能（解决宪法的正当性问题）、适用范围以及与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。

据此可见，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民主政治的实践。同时，民主和法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两项基本价值。从上述意义可见，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经济力量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。其二，宪法思维是以民主政治为导向的思维。

在此，我们把文化形成的历史比喻成物体的质量，以说明文化传统的特性。恰恰相反，我们应该做的是明确归纳法的两个软肋，并在运用过程中尽量予以克服。

作为一切经验科学基础的归纳方法，在精神科学这个领域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{6}。中国宪法学家的使命在于正确地解释这三个维度，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问题。

因此，宪法学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、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，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。（四）围绕中国问题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解释、解决社会问题既是社会科学的使命，也是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所在。如果这些‘意见被‘哲学颠覆，也就可能导致该政治社会的瓦解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权力相互制约、相互监督的基本精神。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，宪法一直是革命的纲领。法治即法的统治，它要求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，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{22}。

在自然洞穴的隐喻中，政治哲学家（古典时代的法学家属于此列，如亚里士多德）的使命首先是上升（走出洞穴）战略，即超越政治，追求真理，用现代话语来讲，就是学者的学术追求。由于宪法学研究者之间的共识依赖于一定程度的客观性，而客观性有赖于遵循价值无涉的研究原则，{13}22客观描述研究对象，因此，探求宪法学的客观性，必须首先对宪法进行事实判断。

关于这一点，钱端升先生认为，当时中国最大最急的任务在于维持国内治安，增进行政效率，发展国民经济，从而完成国民革命—三民主义的革命。由于国民党不能认识民权、民生对于民族的意义，因而孤立地理解民族主义，认为只要军事革命完成，宪法、宪政就可实现。

通过纯粹思辨的方法获得真理是唯心主义的方法，通过曾经、已经、即将的存在（表现为历史中的经验）获得真理是唯物主义的方法。法治的精髓在于政府受到普遍制定的法律规制。

用休谟的话说就是，从我们经历过的（重复）事例推出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其他事例（结论），这种推理（方式）我们证明过吗{7}？二是对推理结论的怀疑。于是，概念的逻辑秩序这一方面，和概念在空间、时间和因果连接中的经验秩序这另一方面，显得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，以致为了在实在中证明结构的真正有效而对实在施加强力的尝试，几乎不可避免了。在政治观念阶段，思想家们讨论了宪法的政治哲学，主要问题是宪法、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法律、道德等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，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，为宪法法的产生奠定思想基础。(R·M·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[M]．吴玉章，周汉华，译．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01:1.[14]转引自：刘军宁．为什么审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[J]．商务周刊，2010,(6)[15]如果人们与那种国家和城邦公民或者与他们相似的人（的意见和生活方式）沆瀣一气，它的生命就不再是人类的生命了.而且如果他指望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决裂，与他们相隔离，并力图获得完满性，那么他就会过得步履维艰。

二、学术追求：拓展研究领域，把握宪政规律，形成宪法共识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一般说来，学者应该从三个方面研究自己关涉的领域：哲学方面、历史哲学方面以及单纯的历史方面{1}40。由于归纳推理依赖的经验材料是有限的，而这些经验材料有些反映本质，有些不反映本质，有些属性为全体所共有，有些属性只存在于部分对象中。

然而，人的理性促使人反思、审视自己的生活。{21}后来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都将民主作为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政治形态。

包括宪法学家在内，所有学者的原初形象都是政治哲学家。之所以如此，就在于‘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，因为哲学是一种力图以‘真理取代‘意见的知性活动，但任何‘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‘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，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。

当然，宪法思维的传统性、现实性与未来性并不是孤立的。2．新三民主义：国情的现代之维纵观民主政治在西方世界几百年的历史发展，不难发现其三个核心要素：一是以民族国家为依托。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质上表现为国家与个人（在法的视野中表现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）之间的良性互动，即国家的存在以个人的存在为目的，不以个人为目的的国家既无价值也不可能现实地存在，但个人的存在离不开国家的存在，离开国家的个人是不可能的。如何促进这一功能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重要课题。

此外，宪法不仅是传统的产物，不仅以现实世界作为其主要作用场域，而且宪法还关注未来。同时，宪法作为法律规范，其主要的指向对象是现实社会关系，而宪法思维毕竟是现时代人的头脑中形成的主观认知，因而现实环境对宪法思维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。

历史包括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 （三）政治智慧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 政治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总称，因此政治智慧是实践智慧（与理论思维相对），受制于人的心智与经验。

作为具有客观性质的宪法思维，在形成过程中，也必然会受外在于思维者的文化背景影响，从而带有传统的烙印。同样，宪法思维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标，是以人为本的思维。